“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新闻传播面临哪些重要变化？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在传承本色的同时，积极应“变”？什么样的人适合学新闻、做记者？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就此对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三位教授。

　　记者：从专业报考到业务展现，社交媒体上对新闻传播行业的各种讨论，反映了这个领域正在经历的哪些挑战？

　　李泓冰：主要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一些重大公共事件的关键时刻，有些媒体没能提供专业的调查和翔实的信息。二是一些机构媒体的专业能力正在退化。现在跑一线后。一个原因是不少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离开了新闻一线。刚毕业没几年的记者，即便很优秀很努力，对一些抽丝剥茧的深度选题，以及从一线爬梳出更进一步的选题，或许都不易驾驭，因为这需要长期的职业积累。我们过去很多新闻前辈，一辈子都与基层保持紧密联系。比如范敬宜，在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任上，依然常去农村、常去市井，跟农民朋友聊天。

　　另一个原因是，互联网技术的迭代日新月异，一些媒体在形式感上铺陈了很大精力，媒体融合极有必要，但形式如果不能与内容相得益彰，能否真能吸引到互联网原住民？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新闻业务”退化、盲目短视频化等问题，实际上也与此相关。媒体融合的实质，是要走好网上的群众路线，我始终认为，“内容”应该摆在“形式”之前，特别是在重大事件、关键时刻，媒体不能失声失语。

　　陆晔：首先，全世界机构媒体原有的新闻生产方式，共同面临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挑战。用户或公众的选择和闲暇时间的分配，也对机构媒体新闻生产带来影响。其次，公众有时似乎只需要情绪和情感，很多媒体同行都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再次是自媒体加入之后，有没有一种能确保可验证的新闻事实准确的当下的工作准则？目前尚不清楚。

　　最直观的感受是，全世界面临的信息池在急剧扩大，过去大多数人能够看到的东西可能就这么多，公共讨论存在一个共同基础。比如我和孙玮老师讨论同一件事，经常意见不一致。但现在我们每个人接触的信息可能完全不一样，孙老师关注的东西我可能压根儿不了解。

　　孙玮：一个大的前提是，以大众媒介垄断为主导的新闻传播系统正在衰落。这不是指大众传播变得不再重要，媒体对公共利益、社会进步的价值无可替代，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我们每个人连接社会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不再只依赖大众媒介进行信息的整合。

　　与过去相比9728太阳成集团，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更大规模的聚合，智能媒介的使用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我们用技术外化自己的思想、感情、记忆，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将它们代代相传。只有对抗不确定性，建立秩序，人类才能在这个茫茫宇宙当中存在。这就是沟通和传播的价值。

　　孙玮：没错，现行的沿袭西方的学科细分模式恐怕很难定义目前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说，传播学是十字路口，最初的理论来源几乎全是跨学科的，影响最大的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后来又吸纳了其他学科。大众媒介处理信息是中心化的，现在人人都有智能手机，每个人每天都在进行生产、传播和交互。这是我们面临最大的变化。

　　李泓冰：我高考作文是满分，为了当作家，报考复旦新闻系。开学第一课，教《新闻学概论》的董荣华老师，知道很多学生喜欢文学，上来先让我们“断了当作家的念头”。他说新闻和文学是两回事儿，文学可以虚构，而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当时我是新闻“小白”，董老师的话令我大受打击，但“真实”这两个字从此牢牢刻在心上，这是我接受的最早的新闻教育。

　　叶春华老师给我们上《报纸编辑》课。他会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七八张报纸摆在一起，给学生讲不同媒体对同一新闻事件的处理方式。也是从他这里，我了解到很多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背后都有编辑的功劳。报纸的版面细节，体现着编辑这个幕后英雄的眉目、个性和气质。我后来在媒体工作了35年，主要做的就是编辑工作。我始终认为采编评三者是一个统一体，特别鼓励记者写评论，鼓励编辑做记者，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回到高校做老师，也是希望和学生一起研究AI时代媒体人融会贯通的能力。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当然，新闻实践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比如现在我们要教学生不只读版面，要“阅读”更广义的网络信息传播，溯源所谓舆情热点的形成。

　　孙玮：我和李泓冰老师一样，高考第一志愿是复旦新闻系，第二志愿是北大中文系。从本科开始就读了不少书，和各种专业的同学交朋友。读研究生时，我在李良荣老师门下，一开始我也有些不安，自己做的似乎是和传统新闻学不大一样的研究。没想到他非常支持我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兴趣，经常邀请文史哲各科甚至理工科的老师来给我们讲课。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他请来谢遐龄、王邦佐等各科名家，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让我放心走上了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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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晔：本科计算机专业背景，培养了我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作为工程师的动手能力，对于从事新闻采编实践是大有好处的，也许是我实证偏向的思维基础。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读硕士，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丰沛多元的文化氛围，尤其电影、纪录片、当代艺术、摇滚乐、先锋诗歌滋养了我，养成了我的文化品位。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复旦读博，接受的是学术训练，当时学术氛围非常开放，我至今记得那些跟不同学科青年学人的思想交锋，尤其我博士刚毕业那几年在复旦发展研究院，亲历了人文社科中青年学者对社会现状及前景的热切关怀和思想锋芒。

　　孙玮：今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创建95周年，很多毕业生回到母校。我观察到一个现象，近些年大量学生去了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各行各业，虽然不是在传统意义上“做新闻”，但他们告诉我，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在工作中“用得上”。我听了很高兴。我们过去强调社会的信息系统，由此延展出去，小到市场营销、休闲娱乐，大到城市治理、国际关系，甚至文化圈层之间、不同文明之间，都需要连接、沟通和交互。采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式，挖掘和放大这种价值，就是我们新闻传播学科最核心的力量。适逢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国际传播日新月异，我认为这是巨大的机遇。

　　李泓冰：新闻传播教育，离不开观察、追赶和前瞻。今年我们新设了望道新闻卓越班，本研贯通，从高考中遴选拔尖创新人才，是复旦大学“新文科”人才培养的亮点之一。在课程体系的构架上，遵循“数智化、国际化”的理念，与AI等信息技术保持同步进展。作为望道班项目主任，我也会主讲一门新课《观察中国：热点新闻解析》，实时观察追踪解析国内外新闻和舆情热点事件。陈望道先生当年提出“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成为复旦新闻人代代相传的精神感召，我也想把这样的道统传给年轻一代的学生。在实践方面，我们会同主流媒体密切合作，实行专业和业界双导师制，希望借望道先生之名，培养出望时代之道、望新闻之道和望未来之道的新闻工作者。

　　陆晔：新闻传播教育可以从观念到路径，提供一整套以真实为核心诉求的运作规范和技术手段。我很羡慕李泓冰老师前一天还在黄河滩上采访移民迁建、第二天就在顶尖科学家论坛与诺奖得主对谈的工作状态。在任何时代，新闻业都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它只适合那些好奇心极强、有强烈的沟通意愿、想亲历大历史的走向、想了解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想走进不同的普通人的生活、想一辈子活出好几辈子的人生的极少数人。

　　李泓冰：想学新闻、想当记者的人，对真相有极致的好奇心，就像极限运动爱好者。不管你是否攀登，山就在那里，而你就是想爬到顶峰。对于记者来说，真相就是那座山，只要人类对真相的追求存在，新闻就不会消亡。

　　本文首发于上观新闻，原标题为《“新闻传播教育，离不开观察、追赶和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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